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，依法治教已从理念倡导转向制度实践。但回溯学校管理发展历程可见，过去数十年间，中小学校长的治校方式更多依赖行业政策、行政通知等非系统性规范，这种"摸着石头过河"的管理模式，既催生了一批经验丰富的"全能型管理者"，也导致部分不规范的管理习惯被默认遵循。当教育法治化进程加速推进，如何实现从"全能型管理者"到校本管理智慧者的转型，成为摆在每位校长面前的现实课题。
观察国内外教育管理差异会发现，我国中小学负责人往往需要兼顾多方面事务：除教育教学管理外，校舍建设协调、经费筹措、教师编制争取、职工待遇保障、校园安全维护等均需深度参与。这种管理范围的特殊性，既体现了我国教育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，也反映出教育法规体系在基础性支持方面的不足——责任与权力边界的模糊，使得校长既面临必要赋权不足的掣肘，又承受着非核心事务的过度负担。
在《义务教育法》《教师法》等现有法规框架下，尽管《学校法》尚未出台，校长仍需主动构建依法治校的实践体系。首要任务是建立完善的法规认知系统——不仅要熟悉与学校管理直接相关的法律条款，更要将法律精神融入管理决策全过程。例如，在制定学校制度时，需以《教育法》《教师法》为依据，确保制度内容合法合规；在处理教师评价、课程规划等核心事务时，要明确法律赋予的权力边界，避免越权操作。
值得强调的是，法治意识的普及不能局限于管理层。通过组织教职工法律培训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法治元素、向学生普及教育相关法规常识等方式，可让全体师生理解：学校的发展目标、管理制度并非个人意志的体现，而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规范体系。这种认知共识的建立，能有效提升管理决策的执行效率，为校本管理的推进奠定群众基础。
所谓校本管理，本质是在法治框架下实现"因校制宜"的管理创新。以教师专业发展为例，《教师法》明确提出要促进教师专业成长，但不同学校面临的具体问题差异显著：有的学校存在教师老龄化问题，有的则需解决青年教师经验不足；有的学校地处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，有的则位于教育基础薄弱的乡村。这种情况下，校长需要结合本校实际，设计差异化的培养方案——城市学校可建立"工作室"促进经验传承，乡村学校可通过"校际联盟"引入外部资源，而非照搬统一的培训模式。
近年来，部分地区名校通过"挖角"优秀教师快速提升办学质量的做法引发争议，这种以牺牲区域教育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模式，本质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背离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许多校长带领团队深入挖掘本校特色资源，通过开发校本课程、构建特色评价体系等方式，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。例如某乡村学校依托当地非遗文化开发"传统工艺"课程，既传承了文化，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，这种"以校为本"的管理实践，正是校本管理智慧的典型体现。
教育法规的完善与校本管理的实践是相互促进的关系。一方面，法规为校本管理提供了底线约束和发展框架；另一方面，校长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，能为法规修订提供现实依据。例如，随着"双减"政策的推进，许多学校在作业管理、课后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，这些实践经验被吸收到新修订的《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》中，形成了更贴合实际的政策指导。
优秀的校长应具备"问题发现者"和"经验输出者"的双重角色。在日常管理中，要敏锐捕捉法规执行中的难点、校本管理中的创新点，通过教育督导、学术研讨等渠道，将实践经验反馈给政策制定者。这种双向互动机制，既能推动教育法规的完善，也能为更多学校提供可复制的管理范式。
从"全能型管理者"到校本管理智慧者的转型，不是简单的角色名称变化，而是管理理念与实践方式的全面升级。这一过程需要校长以法治精神为指引，以校本实际为根基，在规范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。当越来越多的校长掌握这种管理智慧，我国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必将获得更坚实的支撑。
